1927年4月27日，中共五大于武汉召开。
这次大会的历史背景很紧张，半个月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，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分子，革命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开这个会，就是为了拿出应对方案。
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，全国只有994名党员。
而到了五大召开时，全国已有57967名党员，到达了一个发展高峰，所以此次大会选出的正式中央委员多达31位。
但在多达31名的正式中央委员名单里：
我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毛泽东的名字。
彼时，教员是全国农民运动的权威，中央农委负责人。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有多热烈呢？1927年中旬，仅湖南一省就有600多万农民会员，而全国统计在册的农民会员多达980万人！可以影响上亿农民。
教员背后站着如此庞大一支农民队伍，为啥还不是正式中央委员呢？
原来教员的名字在14位候补委员名单里。
这就更奇怪了。
李维汉、蔡和森、蔡畅、邓中夏是教员的亲密伙伴和同学，但他们是正式委员。李立三和罗章龙是教员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笔名张贴启示，找到的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半，几年过去，他们已经成为中央委员。
还有刘少奇、易礼容、夏曦他们则是教员培养的学员或助手。尤其易礼容，他是教员在湖南办书店和搞农运最重要的助手，但他也当选为中央委员。
难道是农民运动的问题，所以身为农委书记的教员靠边站了？
但阮啸仙和彭湃这两个农委书记下面的农委委员，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了。
搞了半天，教员过去的同学，结交的好友，以及他培养的下属和助手都成了五大中央委员，唯独教员这个参加过一大的建党元老，却留在候补委员名单里。
耐人寻味。
1
土地问题为啥是核心？
五大召开时，教员处在被孤立的边缘。
问题是，教员明明在农民运动上开创了如此巨大的成绩，为啥还能被孤立呢？
根据选举结果推测，只有一个解释：
教员犯错了。
将农民组织起来，在我们这些后来者看来是大功一件，但在当时并不是。在陈独秀等人看来，轰轰烈烈的农运是功过参半，而教员不仅不悔改，还要扩大错误。
从选举结果看，这不是个别人的观点，而是某些范围内的共识。
只有如此，教员才会被放在一个较边缘的位置。
但同样搞农民运动的彭湃和阮啸仙为啥是正式委员呢？为啥他俩就被大家接受了呢？教员跟他俩的区别只有一个：
教员当时强烈要求执行新的农民运动路线。
或者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，教员对革命本质的认识，尤其是对土地问题的认识，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，导致他的观点超出了大家的认知范围，不被接受。
这就是教员处境尴尬的原因。
在五大会议上，教员准备了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提案。强烈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提案被大会拒绝了，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。
五大是在紧急时刻召开的，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挽救革命的政策方针。结果真正能挽救革命的政策，就这样轻易被否决了。
土地问题为啥是挽救革命的关键？
很简单，革命最大的危险来源于蒋介石手里的枪杆子，而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共当时能拿到枪杆子，建立武装的唯一方式。教员在1926年12月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就已经警告过陈独秀：
“右派有兵，左派没有兵，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。”
为啥解决土地问题，会跟建立武装挂钩？这个问题更简单了，土地分配给农民后，农民自然要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，于是组建军队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基础就都有了。
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利益，是红军建军的基本逻辑。
正因为打仗是为了自己，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说法才站得住脚，才会有红军是穷人队伍的宣传。
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，均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，全是白扯。
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陈独秀他们不懂吗？
不是不懂，而是他们认为没法做。解决土地问题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，这样就要跟地主阶级彻底翻脸。所以哪怕陈独秀知道土地问题重要，却不敢这样做，一再强调要等一等、让一让，要得到汪精卫允许。
为啥陈独秀这么害怕呢？
因为他怕继跟蒋介石分裂后，又跟汪精卫和唐生智等人分裂。
当时老蒋已经明确反共，陈独秀认为中共最大的依靠是汪精卫，以及以唐生智为主的军阀。而革命军里许多人都在农村有产业，农民运动不可避免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。
支持农民运动，会导致中共跟汪精卫和唐生智之间的矛盾变大。
如果立马解决土地问题，那矛盾立马就会发展到决裂的程度。（后来汪精卫反共，导火索就是罗易这个冒失鬼，把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答复，拿给汪精卫看了。）
因为破裂压力太大，于是陈独秀在关键时刻退缩了。
他当时既要维持脆弱的统一战线，又要应对共产国际的指令，同时还要在国民党右翼势力崛起的夹缝中求生存。这导致他不敢坚定发展自己的力量，还反过头来责怪教员领导的农民运动太过火。
嫌弃教员加剧了他跟盟友之间的矛盾，给他造成了太多麻烦。
环境对我们的影响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。
不要觉得陈独秀他们都是菜鸡，胆子太小。在那个很紧张的历史关头，许多人只能看到短期利益，看不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，看不到农村的广阔天地，满脑子都是恐惧和担心，怕分裂，怕失去盟友，怕被孤立。
正如教员后来的总结：
“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，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。”
为啥看不见？因为恐惧和压力将人变成了近视眼，让人沉浸在短期利益里不可自拔。
当时参加大会的大多数，其实都跟陈独秀有类似的想法。
他们认为教员重新分配土地的观点太过激，容易跟盟友闹翻，会彻底孤立自己。这才导致教员的票数不高，落选正式委员。但历史证明，教员的观点才是正确的。
问题是，当其他人都被时局吓唬成了近视眼，教员为啥如此特殊，紧紧抓住了本质呢？
因为教员实地调查了。
教员从1月4日到2月5日，用了32天辗转700多里，考察了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。他也在大会上讲了自己的调查报告，但不被大家接受。
教员脑子里装满了最新的实践材料，但参会众人的脑子却是空的。
教员跟斯诺讲，我后来的观点是：“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。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，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。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，于是也就没有成立。”
高贵者最愚蠢，卑贱者最聪明。
这个世界不存在闭门造车的聪明人，坐而论道只能产生蠢人。
虽然历史证明教员是正确的，但教员并没有跟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，更没有骂自己的战友愚蠢。他吃过这一次亏后，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：
不要强迫他人接受观点，哪怕你无比确认是正确的、有益的。
要强迫他们去调查。
要让他们在调查中，自己得到正确的观点。
这比任何灌输说教都有效。多么简单朴实的道理，但这却是用大革命失败，牺牲了几万人，才得到的教训。
2
全线崩盘
五大会议落下帷幕的那一刻，教员就知道大革命完了。
教员心里堵得慌。
土地问题提案被否，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教员，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，写下了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：
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。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黄鹤知何去？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。
心潮二字何解？
后来教员亲自解释了这两个字的含义：一九二七年，大革命失败的前夕，心情苍凉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是那年的春季。
苍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
苍：本指青色，引申为辽远的意境。有空间和时间上的空旷之感。凉：指温度上的微冷，引申为触感与心境上的清冷、寂寥。
苍凉一词放在教员当时的处境中。
首先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孤独感，随后是包裹在其中的沉重的历史责任感。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家，明知灾难顷刻之间就到，却毫无阻止办法，只能看着悲剧发生。这究竟是何种复杂的心情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但这一幕与教员两年前在橘子洲头的豪情，形成了强烈对比。
1925年，教员返回老家韶山搞农民运动试验。
教员没有任何借助任何资助，全凭自己的组织能力，再加上广大农民的苦难，就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发展出了一千多位农民会员，20多个农民协会遍布韶山各乡。
由此，教员无比确信农民运动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答案。
仅仅两年多，教员就再次陷入到了巨大的痛苦之中。
教员没有预料错，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。
5月17日，夏斗寅率所部独立14师从宜昌进攻武汉，公开反共。
5月21日，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立33团发动叛乱，枪口随即转向湖南工农，大量中共党员顷刻间倒入血泊之中，史称“马日事变”。
6月6日，朱培德在江西以“礼送出境”的名义，将境内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赶出江西。
6月24日，唐生智回到长沙，明令取消工农团体，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帜。
7月15日，汪精卫公开宣布“分共”，宁汉合流。武汉联合政府宣告破产，中共从合法变成非法，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。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军阀都在通缉 追杀中共分子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，就此宣告失败。
1927年年底，革命遭受重大损失，党员锐减至约1万余人。
历史的进程，在转瞬之间就发生了逆转。不禁要问，革命怎么就突然走到了这一步？
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？
3
陈独秀的局限性
斯诺曾在延安当面问过教员。
你认为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、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，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全面得逞负最主要责任？
教员沉思一会后说出了答案：
陈独秀的责任最大。
除了陈独秀之外，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应对此次失败负最大责任。
后来许多专家学者讲，陈独秀虽然有责任但不负主要责任。理由是，陈独秀没有自主权，多次反抗共产国际的指挥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不能怪他。
我不认可这个说法。
自己要干的事没有干好，永远都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。
否则怎么进步？否则怎么改进措施？否则怎么把事做成？
我们自己要干革命，才成立了共产党，最后为了更好革命，才选择加入共产国际，这里确实有共产国际的影响，但这种影响能起效，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想要革命，想要救国。
目的和手段不能颠倒了。
在讲明陈独秀到底犯了错误之前，先讲讲他的难处。
陈独秀确实不容易。
苏联投资中国革命是战略投资。斯大林的想法是尽快在中国培养扶持一个亲苏政府，为苏联树立起一道对付帝国主义的屏障，所以他格外看重被投资人的能力，谁有一统中国的军事能力，他就看重谁。
斯大林始终认为国民党才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。
“国民党的领导”这句话，在斯大林中叫得最响亮，经常挂在嘴边，所以他始终要求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，用国民党的名义、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。而在国民党内，斯大林又最看重蒋介石的军事能力，认为只有他才能一统中国。
这导致了两个问题。
一个是如何管理控制蒋介石的问题，另一个是如何处理国共矛盾的问题。
共产党当时是个小角色，斯大林跟鲍罗廷在处理国共矛盾问题时，毫无心理压力，直接把中共当成国民党的苦力用。虽然陈独秀对此有一万个不愿意，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，打死也不愿受这个鸟气。
但斯大林不允许。
斯大林不允许中共抢国民党的风头，不允许革命力量分裂，而共产国际也认可苏联政府的意见，不允许陈独秀退出国民党。
一切都要听命于莫斯科，这就是陈独秀最大的难处。
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和随后提出整理党务案后，陈独秀提出“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”，但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，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。
陈独秀随后给共产国际写信，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，结果受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。
1927年，马日事变后，陈独秀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，但莫斯科不允许。
可见，陈独秀的工作环境确实不好。
他作为总书记既无法彻底躺平撂挑子，又无法违背共产国际的命令独自干点什么，躺又躺不平、站又站不直，非常难受：
成了真正的斜杠青年。
这里有一个疑问，陈独秀要是不听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项英在六大发言中讲了一句大实话：“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的代表没有注意中国同志的意见。可是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，他们就不给钱。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这就是现实。
除了经费原因之外，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没有祛魅。
陈独秀承认，他没有把握掌舵，“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幼稚共产党”，“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，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。”
他组建的核心班子也有同样的毛病。
张国焘后来在六大上总结经验：“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这里享有极高的威望，近于迷信。”陈独秀另一个重要助手彭述之也承认：“对共产国际的无限信任乃至盲目崇拜”。
这样一个不能自主思考的领导班子，还能拿出什么自己的革命意见呢？陈独秀放弃了革命的主动性，没有担负起一个革命领袖应当有的责任。
陈独秀本人迷信莫斯科，没有舍我其谁的那股气势。
这是他最大的错误，也是教员对他最失望的地方。
4
不该如此彻底
教员复盘大革命时，其实能接受失败。
那时中共确实太幼稚，对革命的认识太浅薄，撑不住那样的大场面。大革命失败如果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问题，就不会出现教员落选正式委员的局面。
教员感到遗憾的是，大革命本不该失败的如此彻底。
他对斯诺讲，哪怕重新分配土地，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。“不过这样一来，苏维埃就可能在中国南方声势浩大地发展起来，并且建立一个后来不会被摧毁的根据地……”
没有为后续创造更好的革命条件，这是陈独秀要负的责任。
教员为农民运动付出了太多心血，最后好不容易发展到将近一千多万会员，这么浩大的声势却只转化出这么一点革命成果。这种滋味能好受吗？
中共最核心关键的农民牌，是怎么拿到的？
是教员在不被党内支持的情况下，近乎凭借一己之力拿到手的。
1925年初，教员被党内排斥，只好携妻儿离开上海返回湖南老家韶山冲。教员没有借助任何资源，全靠自己在湖南拉起了湖南农协的初始班底。
1925年9月，教员进入广州后，借助国共合作平台，开始为全国范围的农民运动布局。
他先是跟谭延闿和程潜这两个湘军大佬搞好关系，拉到了大量资源，办成了规模最大的第六届农民讲习所。
这届讲习所于1926年5月15日正式开课，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327名学生。同一天，在中山舰事变中赢得盆满钵满的蒋介石，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《整理党务案》。
教员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，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。
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初始班底，教员费尽心血，亲自讲授“中国农民问题”、“农村教育”、“地理”三门课。但1926年7月中旬正式誓师北伐，教员加快了教学进度。
9月初，到了农讲所毕业的时间，为了让学员到了农村后能顺利展开工作，教员又花费巨大心血，组织编印了一套《农民问题丛刊》，让学员们随身携带。
直到11月上旬，教员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整理农委的组织机构。
到了上海后，教员立马制定了《目前农运计划》，提出：“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，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。”、“在目前状况之下，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。全国除粤省外，应集中在湘、鄂、赣、豫四省发展。”
这个思路完全正确。
在北伐将领的支持下，因为有教员精心打造的班底，农民运动在湘、鄂、赣三省先后出现发展高潮，短短几个月就发展到了几百万的农会会员。
教员的前期努力终于开花结果。
教员并没有在上海逗留，他不愿在城市里指挥革命，马不停蹄又去了南昌前线，决定再办农讲所。
但中央没有拨款，更没有指示，教员不管这些，他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，求爷爷拜奶奶，从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拉到了援助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，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。
这个讲习所后来扩建，招了739个学生。
其中有一个学员叫陈慕平，他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，教员后来顺利引兵井冈山，他发挥了关键的引荐作用。
教员当时根本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会带兵上山打游击。
在教员当时的视角里，他把农民运动干成了，革命就成功了一大半，有了将近千万的农民会员，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掉呢？
大革命失败确实给教员上了一课。
干成一件事不容易，但破坏一件事可太容易了。
任何环节出问题，都能导致失败。除了农民运动起来之外，大革命其他环节都存在巨大隐患。武装怎么建立？内部共识如何凝聚？如何处理跟共产国际的关系？如何处理盟友关系？都是大问题。
难处说多了无意义，就一句话，还干不干革命？继续干就甭废话，埋葬战友总结经验继续出发。教员说得更文艺：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5
闻所未闻
陈独秀始终没有搞明白一件事。
只要造成了既定事实，把好处吃到肚子里了，谁能拿你怎么办？
教员干农民运动就是这个路子，先有既成事实，才会有法律来承认。你自己不主动点，不先把革命事业干起来，非要等着他人点头才敢去做事。
不捏你这个软柿子，捏谁呢？
陈独秀前怕狼、后怕虎，不仅没有在革命关键问题上坚持到底，还拒绝了教员提出的解决方案。更过分的是，教员明明已经顶着巨大压力，把既定事实干出来了，把农民运动发动起来了。
但陈独秀摆摆手，拒绝了。
1927年1月，湖南全省已有七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，会员增至二百多万人，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。到 5月，湖南农民会员激增到600万。湖北在巅峰时期也有200多万农民会员。
全国总计有980多万的农民会员。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力量。
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根基，自己的力量。
只要陈独秀坚定执行教员提出的方案，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掉，这股力量就会真正跟中共绑定，并能迅速形成军事势力，有了这样的根基，怎么会闹到大革命失败的结局？
历朝历代以来，从来没见过有哪个革命队伍在组织起近千万农民后，竟然会在三个月就失败的案例。
但陈独秀做到了。
不管是土耳其的凯末尔还是中国的蒋介石，又或者倒戈将军冯玉祥，他们都是一面小心应付苏联 ，一面忍耐发展自己的力量。这些后来的强人，在发育阶段哪个不是绞尽脑计、诚惶诚恐？
唯独陈独秀命最好。
教员把一切东西都办好了，就等陈独秀下决心了。
结果他却“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，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。”
在革命最需要他下定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，他不仅没有意识到，还跟教员唱反调，甚至主动配合军阀和地主压制农民运动，在五大上否决教员解决土地问题的提案。
这让教员非常郁闷。
许多年后，教员才想明白陈独秀的病根在哪：
“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贻误了他，让他走向了惊慌和失败。”
6
靠树树倒
国共合作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最大的一笔投资。
结果鸡飞蛋打。
这个责任要谁来承担？
理应斯大林承担责任。他坚持押宝国民党，非要把所有赌注都放在蒋介石身上，结果又没有真正有效的制衡手段，这才弄出这么大一个烂摊子。
他们最坏的一手，是孙中山去世后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扶起来了。
鲍罗廷这个最能代表斯大林意志的人，在广州事变后，亲手把所有国民党右派都赶走了。旧平衡结构被打破，他们应该建立新的平衡，让中共起来才对。偏不，偏要把中共继续压在苦力的位置。
导致国共的权力分配失去了平衡，蒋汪独大。
这样一个形势造成后，是不是要在蒋汪之间形成新平衡，让他俩打擂台呢？他们也没有这么做。
斯大林看好蒋介石，认准了只有蒋介石才能担当革命大任。
而且非常自信，可以控制住蒋介石，可以像榨柠檬汁一样用完就扔。斯大林有了决策，其他人都得围绕这个决策转。
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眼前一黑的操作。
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时，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正好在广州。他是联共中央委员，从北京一路看到了广州，恰好碰到老蒋闹脾气，派兵包围苏联代表驻地。
布勃诺夫级别最高，拥有最高决策权。
结果这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当老蒋对他讲，他是对人不对事。并不是反对苏联，只是反对一两个苏联顾问。布勃诺夫一听还真放心了，反过来安慰蒋介石。
孩子别怕，你有什么难处都跟伯伯讲，伯伯给你做主。
于是擅长迎合蒋介石的鲍罗廷被喊回来了，蒋介石中意的加伦将军也被重新派往中国，蒋介石不满的季山嘉等苏联顾问统统调回莫斯科。
布勃诺夫的决策，不像个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。
教员都懵了，他当时摩拳擦掌正准备跟老蒋大干一场，结果上面突然下令“投降”了。汪精卫也傻眼了，苏联如此厚待蒋介石，那他不就成了小丑？没了政治基础，只好出走。
蒋介石自己也有点懵。
他原本吓得要死，后悔冲动之下干了蠢事，到汪精卫那里解释道歉，被当成儿子训。
结果没想到苏联对自己如此宽容。
虽然没有搞清情况，但他懂得趁热打铁。二届二中全会 ，在蒋介石的推动下，先是通过了清理党务案，不允许共产党员担任部长以上职位，随后通过了“迅速出师北伐”等提案。
老蒋为啥心心念念北伐呢？
因为根据规定，开启北伐后，国民政府就进入战时状态，党、政、军、民、财政等各项权力都应集中到后方总司令部。蒋介石集所有大权为一体，迅速建立起了坚实的根基。
此时鲍罗廷还有啥制衡蒋介石的手段呢？
他只能自欺欺人。所谓的控制手段就是讨好他，不得罪他。
鲍罗廷一边无限满足讨好蒋介石，一边自欺欺人说是等待国民党内部继续分裂，到时再利用其他人来牵制蒋介石。还有谁能来跟蒋介石打擂台呢？
鲍罗廷又想到了汪精卫。
汪精卫的政治基础是莫斯科亲手摧毁的，到如今又要拉他回来分蒋介石手中的党权和政权。但蒋介石还有最关键的军权，怎么办？于是又培养了一个手握枪杆子的唐生智，让他在军事上跟蒋介石打擂台。
迎汪是为了压制蒋介石。
起先蒋介石为了压制唐生智，跟他抢两湖的控制权，建议迁都武汉，鲍罗廷不同意是为了限制蒋介石。后来鲍罗廷主动迁都武汉，搞出来一个联席会议，同样是为了限制蒋介石。
亲手摧毁了所有制衡蒋介石的条件，转过头又开始想尽办法制衡他。
鲍罗廷终于把制衡蒋介石的班底组建齐了，于是急慌慌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，要夺蒋介石的权。结果呢？
结果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接到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后，反手就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，宣布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非法的，任何决议都无效。同时打出了反共大旗，发动四一二政变，直接开枪杀人。
你能拿他怎么办？
到了这个时候，鲍罗廷还在自欺欺人，一点历史担当都没有。国共合作要是破产，就会成为斯大林的污点，所以鲍罗廷毫无立场可言，只要革命不破裂，他啥东西都能让步。
最后把整个革命都让掉了。
这就是教员说大革命失败的首要责任是陈独秀，其次就是鲍罗廷的原因。
教员跟斯诺讲述这件事时，忍不住讽刺鲍罗廷：“鲍罗廷比陈独秀还要‘右倾’一些，他预备着使出浑身解数来取悦资产阶级，甚至预备着解除工人武装，他最后也确实下了这样的命令。”
鲍罗廷背后其实是斯大林，是整个莫斯科。
正因为如此，大革命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只能扣在陈独秀头上，但陈独秀不服，事前迷信莫斯科，事后又拼了命要跟斯大林争个对错。此举，除了让自己的政治处境更艰难之外，还有啥意义呢？
闹到最后，教员想出手捞陈独秀上岸，都无法捞。
一声叹息。
大革命失败过程中的种种，对教员触动太大了。
7
本篇小结
梳理完这段历史后，一个问题挥之不去：
教员如果像列宁或者孙中山一样，突然倒在了某个地方长眠不起，新中国还能成立吗？
历史不能假设，但历史已经把答案藏在了细节里。
小平后来多次讲：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，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。”
我自始至终都认同这句话，但说实在的，我以前对这句话的感受并不深刻，对这句话的分量没有什么概念。当我老老实实读党史、读毛传、读年谱、读毛选后，越来越懂得小平这句话的含金量。
因为我从历史中，发现教员有个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。
教员是一个关键枢纽。
正因为有教员的存在，我党失败的历史经验才能转化为成功的政策。
教员深度参与了工人运动，深度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，深度参与了国民党的高层政治，他又领导了农民运动，后来亲自领导秋收起义，紧接着又经历了井冈山失败，江西苏区的失败，以及长征初期的失败。
跟教员有类似经历的人其实也有，但都未能发挥转失败为成功的功能性作用。
项英就是典型，他也亲身经历过大革命失败。
但他并没有总结出：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，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”的原则。
反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，再次重走老路，在关键时刻又退缩了，哪怕教员反复劝说，项英也未能坚定发展自己的力量，导致新四军发展远落后于八路军，最后引发皖南事变。
为啥教员能，项英不能呢？
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教员的深度参与不是跟着走一遍，他是带着正确观点，以反对派的角色参与其中，陈独秀打压他、李立三打压他、王明还打压他，项英反对他，张国焘又跟他斗。
教员一边饱受打击质疑，一边坚持完善自己的思考。
正因为如此，他对失败的根本原因认识最深刻，看的最清楚。
孕育于血泪中的经验结晶，不是平均放在所有人的脑子里，其中一大半都装在教员的脑子里。所以小平还有另一句话：“没有毛主席，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”。
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。
回看历史，其实没有什么必然注定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教员决心回湖南创造军事力量。
结果刚出门就被反革命抓住了股票配资代理，差点出师未捷身先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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